□翟东升　时殷弘 
                  《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5期

对现时代的人们来说，孙子和克劳塞维茨大概是彪炳战争哲学及战略理论史册的两个最辉煌的名字；或者说，他俩至少跻身于这一领域内那些很少数最著名、实际上也最伟大的人物之列。因此，要从事本文标题所示的论说，无疑富有理论思想上的创造性或挑战性要求。有鉴于此，在一开始就简略地展示本文的基本概要和主要结论应当是合适的。我们将提取１８２７年后“成熟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观的核心内容，来对孙子战争观进行比较性的系统理解与批判——“克劳塞维茨式的”批判，以此开辟一种审视《孙子兵法》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审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新的视角和思想空间。可以认为，孙子无视或违背由克劳塞维茨首次明确和集中揭示的战争本身的基本性质或特征。他的二元论基本上无法描述多主体结构导致的复杂现实；他那可称为令人舒适的、优雅的战略风格一般脱离了暴力及其危险的实际情况；他对于“知”的极端注重在逻辑和实际两方面有着重大的自相矛盾；他在相当大程度上颠倒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使得他的若干名言有可能被用作单纯军事观点的权威辩辞，或者说军事考虑压倒政治目的、军事职责规避政治控制的权威理由。孙子在理论上的缺陷不仅源于他写作时的年轻与缺乏实际经验，还可能与他相对复杂的写作目的有关。

                  　　
                  　　 从比较研究到一种审视孙子的新视角
                  　　
                  　　

《孙子兵法》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同被尊为战争和军事理论方面的第一流经典。因此，关于这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或比较思考并不罕见。其中，最有影响的大概出自２０世纪上半叶西方最重要的战略理论家之一利德尔·哈特（Ｂ．Ｈ． Ｌｉｄｄｅｌｌ Ｈａｒｔ）。他在《孙子兵法》当中读到了他本人著名的“间接路线”战略的最经典、最浓缩、而且肯定也最极端的表述：不战而屈人之兵。因此，他认为孙子思想的明晰可以校正克劳塞维茨的晦涩，并且断言“孙子有较明晰的眼光，较深远的洞察，以及永恒的新意。”１此外比较引人注目的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一部言简意赅的专著——《克劳塞维茨与孙子的比较研究》，２作者为美国海军学院著名军事理论家和战略思想史家迈克尔·亨德尔（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ａｎｄｅｌ）。与他的其他许多专著一样，他关于信息问题的分析是其研究中最深刻的部分。

中国军事科学院的学者薛国安几年前也发表了一部颇为详尽的专著，比较孙子和克劳塞维茨这两位“兵圣”。３阅读该书可以获得有关两部经典《孙子兵法》和《战争论》的众多基本信息，并且领略作者的某些灼见。然而，该书中想象力的作用过于突出，模糊了它作为学术专著与一般畅销书之间的必要界线。中国台湾著名的战略学者钮先钟不仅在东西方军事理论的翻译、交流方面成果甚丰，而且在其最近的专著《战略家》４里面，显示出他的相当深厚的战略理论积淀。该书第八章专门比较孙子与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从中可以明确地感觉到一种博学，即他对于相关专题领域内国内外前人学术成果的广泛研读和熟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点反而妨碍了他得出较多具有原创性的观点。其他如日本学者浅野佑吾著《军事思想入门》中的相关章节、中国学者夏征难的相关论文５也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总的来看，对于孙子与克劳塞维茨的比较研究一般都不易摆脱以下两种陷阱：第一，简单地对比他俩的各种观点，并且由此占去论述的大部分篇幅，从而使比较研究沦为一种大致是外在性的异同（特别是“同”）罗列，或曰“观点对照单”；第二，多半出于面对经典的巨大崇敬感，连同有时是下意识的自卑或“心虚”，研究者难以或不敢做出足够直接和坦率的批判——事实上完全可以与合理的崇敬和赞赏并存的批判，而是代之以无穷赞美，将对于经典的解读和相关思考完全等同于做单纯的肯定性注解、增补性论证和近乎无限发掘其“微言大义”的观念延展，而且这么做有时也是为了顺便表现自己的虔敬和谦虚。

多年来，战略理论难以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较连续、较迅速地发展，或许也有其人性根源。不仅如此，从方法论而言，对于孙子与克劳塞维茨的比较研究，严格说来一般缺乏足够的逻辑前提。他俩虽然都是讨论战争问题，但孙子是在追求战胜之道，克劳塞维茨却是在追求对战争本身的总体性的客观理解，对于寻觅战胜之道不仅缺乏很大兴趣，而且本质上简直持否定态度。６所以，《战争论》与《孙子兵法》属于几乎完全不同的理论形态、思想路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甚至价值取向。

迈克尔·亨德尔也承认，“孙子与克劳塞维茨各自有着不同的概念体系与逻辑框架，因而比较研究者往往因孙子的宽泛概念而不自觉地将桔子与苹果相比。学者常如盲人摸象，却不知孙子与克劳塞维茨走在不同的路径上。”７另一方面，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在其写作的十几年间，尤其是１８２７年前后，他的战争观经历了重大转变，并且因此决定改写《战争论》草稿。然而，改写工作只完成了最初部分，８此后便因出征而缀笔，从此再无机会继续撰写工作，直至英年早逝。这样便导致了一种重要情况：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有时看来前后不大一致。总之，由于以上各项基本原因，对孙子与克劳塞维茨的比较研究有必要进行重大的操作性调整。

 如果跳出狭义的比较研究框架，改为用其中一人的基本范式和主要思想对另一人进行批判，就可以使研究和思考摆脱上述窠臼，获得新的视角和思想空间。本文提取１８２７年后克劳塞维茨战争观的核心内容，肯定其根本价值，然后由此出发对孙子战争观进行比较性的系统理解与批判（再说一遍，这种批判完全可以同对于孙子的崇敬和赞赏并存或交织），以更加符合孙子和克劳塞维茨思想各自的基本特性，并且有助于真正理解他们各自给人类政治思想留下的宝贵财富。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观
                  　　
                  　　
                 

克劳塞维茨在总结前人的军事理论（特别是启蒙主义军事理论）的得失时，创造性地提出了战争本身的三大特征：敌对情感与暴力；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活的力量之间的斗争或冲撞。以这三者为前提，他提出了战争在逻辑上的绝对暴力本性，那是他本人亲历的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哲学表述。在其抽象的或理论的形态上，战争是就其运用而言没有逻辑限制的暴力行动，是两大活生生的武装力量之间的殊死冲撞。在其中，每一方都竭力要完全压倒对方，由此而来的便是暴力的不断升级，直至达到最终由一方摧毁另一方的极端状况，即绝对战争，或曰绝对暴力。用他本人的话说，这样一种形态的战争以彻底的军事胜利为目标，“以便要么在政治上彻底消灭敌方，要么解除其武装，从而迫使其接受任何和平条件”，而它的根本特征在于“毫无约束的武力冲突，不服从武力本身的规律以外的任何法则。”９

１８２７年前后他的思想上的重大转变，在于更多地考虑到政治与军事的根本关系，注重战争可有和应有的政治目的。在现实世界中，许多战争是达不到极端状况的有限的战争，并不导致战争任何一方的彻底臣服，更谈不上它在物质上的全盘毁灭；可以包含这以外种种有限结果的、经谈判达成的和平，才是这类战争的可行结局。从根本上说，在此限制战争升级的是战争以外的深层因素，它们最主要地体现在从事战争的政治目的与其对战争行动可有和应有的支配作用上面。按照克劳塞维茨的一位解说者的说法，“有一种关于战争中暴力的辩证法，它趋于用政策目的取代彻底军事胜利目的。”１０正是有限的政治目的阻止了绝对暴力和彻底军事胜利的极大直接和间接代价，这种代价在大多数场合远超过可得的实际裨益。１１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观中，尤其具有批判的准绳价值的，是他对于战争本身基本特征的认识和他的政治战争观。

 在此，作为对于孙子兵法的一种批判的主题，需要着重强调克劳塞维茨战争观的上述最具根本性和原创性的核心内容，那就是：（１）战争中充满敌对情感与暴力；（２）到处存在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它们是规定战争的一类很基本、而非很次要甚或无足轻重的因素；（３）战争是活生生的力量之间的斗争或冲撞；（４）战争是（或真正准确地说，应当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在克劳塞维茨看来，它们是使战争区别于人类其他社会活动的根本特征。“有了上述观点，才可能建立一种令人满意的作战理论，也就是说建立一种有用的、与现实从不矛盾的作战理论。”１２换言之，一套准确和大致完整的战争理论必然包含以上四点，并且至少不与它们相矛盾。即使在今天，即使我们仍可以批评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理解不够全面，但很难驳斥这四点当中任何一点错了或者过时了。

                  　　
                  　　 对孙子的理论的考察与批判
                  　　
                  　　
                 

 克劳塞维茨归纳的战争活动的第一大特征，在于强烈的敌对情感与暴力性。“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本来就包含敌对情感与敌对意图这两种不同的要素……即使是最文明的民族，相互间也可能燃起强烈的仇恨感。如果把文明民族的战争说成纯粹是政府之间的理智行为，认为战争越来越摆脱一切激情的影响，以致最后实际上不再需要使用军队这种物质力量，只需要计算双方的兵力对比，对行动进行代数演算就可以了，那是莫大的错误。”１３“既然如此，理论难道可以不考虑人的情感而一味地追求绝对的结论与规则吗？”１４基于这样的逻辑，他批判说：“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认为，一定会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者打垮敌人，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这种看法不管多么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因为在战争这样危险的事情中，从仁慈产生的这种错误思想是最为有害的。物质暴力的充分使用决不排斥智慧的同时发挥作用，所以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同样做的时候就必然会取得优势。这样一来，他就使对方也不得不这样做，于是双方就会趋于极端。”１５

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克劳塞维茨的这一批判或许可以被猜测就是针对（在其他可能的靶子之外）孙子的全胜论。１６什么是好的战略方针？孙子用了一段很有气势的排比来提出他的优劣标准：“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１７“全”就是保全的“全”。孙子的结论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与克劳塞维茨相比，孙子的战略主张表现出一种古典的优雅风度：在他那里，战争的主要内容是智谋，是理智的谋划与准备，是多种战略原则的艺术性运用。激情从优化标准来看不但是多余的，而且往往是有害的。在颇大程度上，孙子兵法很难让人感觉到战争的暴力本性和其中的血腥、激情、仇恨和恐惧。

克劳塞维茨透视到的战争活动的第二大特征，在于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有了“这个概念，并且将它排到战争的基本层次上，是克劳塞维茨的革命性创造。如果将这个要素加进去，几乎就可以完全保证他的那个战争哲学是活生生的战争哲学。”１８最大的不确定性源于意志力的作用。意志在力量的组成因素中是最难确定的。此外还有其他一切变故、事故、错误、技术困难、出乎意料之事等等，也就是所有难以预料、有时甚或不可预料的事态，连同所有这些对于决策、士气和战争、战役及战斗的结果的影响。“战争中一切情况都很不确实，这是一种特殊的困难，因为一切行动都仿佛是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进行的，而且一切都仿佛在云雾里和月光下一样，轮廓变得很大，样子变得稀奇古怪。这些由光线微弱而不能完全看清的一切，必须靠才能去推测或者靠幸运解决问题。”１９

然而，孙子在这个问题上乐观得多。如果说孙子的整个理论可以用一个字来浓缩，那么这个字就是“知”。纵观《孙子兵法》全书，“知”字共出现７９次。还有一系列相关概念如“智”，“计”，“谋”，也多次出现，表达了类似的含义。孙子极端重视事先周密地了解情况，对能够做到这一点有着非常充分的信心。除此之外，他还有专门的章节论说如何获得信息。其实，整个《孙子兵法》十三篇的核心，就在于主张获得信息和谈论如何获得信息。在孙子那里，可以说没有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没有“战争迷雾”。如果有，那也是己方的智谋给敌方造成的，属于精心构设的“诈”——兵不厌诈。与克劳塞维茨的老练、务实和关于战争的某种悲剧性意识（关于战争大有可能摆脱人的控制的意识）相比，孙子在这个问题上显得过于自信，因此就不那么可信。其实，即使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和战争指挥这么困难、复杂、混乱、多变的大事态的人，只要有足够的生活常识，便不难意识到《孙子兵法》的这种态度多少有问题。因为信息的不完全，而且是决无可能根绝的不完全，是任何较有规模的人类活动现实区别于理想状态的一大根本特点。

孙子的观念，连同利德尔·哈特等人的观念，让人不由得想起亨德尔说过的那位老商人。“从前一位老商人告诉他儿子：‘儿啊，我来告诉你生意之道，贱买贵卖，你就可以挣钱。’这样的建议等于废话，因为问题在于知道什么是贵，什么是贱，还有如何获得高价与低价。他的训导太模糊，以至没有实用价值。”２０克劳塞维茨推崇的“天才”是那种除势必有限的信息之外依靠直觉、经验、判断力和情感力，在混乱和不确定之中尽可能寻找和把握机遇、尽可能较大程度地克服“战争迷雾”的人；孙子那里的善战者却完全依靠信息的收集与处理能力（包括了解敌人和欺骗敌人）而获胜。诚然，“克劳塞维茨对欺骗和突然性的不重视，在他自己的时代是有道理的，而孙子很可能夸大了前技术时代欺骗与突然性的重要性。技术革命带来了巨大变化，如机动能力、火力杀伤力、实时通讯等。随着突然性越来越成为战争的重要部分，欺骗也变得重要。结果，孙子对欺骗与突然性的强调突然间具有了我们时代的适切性。”２１然而，这种适切性必须经过哲理层次上更为广泛和深入、现实层次上更为求实和精细（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ｅｄ）的“克劳塞维茨式”修正，才能是足够可靠的。

 如果说在战争的前两个基本特征问题上，孙子有其重大失误，那么他在第三个基本特征问题上的缺陷可能会是致命性的。战争是活生生的武装力量之间的斗争或冲撞。用今天的社会科学话语说，战争逻辑是多主体逻辑。２２博弈论等现代理论也都是基于把握人类竞争性社会行为（包括战争在内）的这种结构性本质。１８０年前，克劳塞维茨将此归纳为战争行为的基本特征之一，并且由此出发建构其战争理论。在现代的博弈论和多主体逻辑等理论认知发展起来以前，辩证法可以说是对这种结构性特征的一种最近似的描述，尽管其微观的精确性较为有限。

然而可惜的是，我们在孙子那里发现的是二元论。正如钮先钟所说，这二元论“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承认有两个独立实体同时存在，彼此虽可互赖互动，也可有先后或因果关系，但始终保持其独立和特性。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二元论就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辩证法。”
                 

他同时指出：“孙子在十三篇的第四、五、六、七等篇中，一系列地推出“攻守”、“奇正”、“虚实”、“众寡”、“迂直”、“利害”等相对观念，真可以说是集二元论之大全。”２３《孙子兵法》以其二元论的、对称的非线性概念，试图描述和把握多主体导致的复杂现实，然而其成效不尽人意。其中很大部分原因，就在于它无法回答、甚至从不考虑两千多年前就以寓言形式提出的一个问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何如？换句话说，“孙子对获得突然性的可能性的乐观，在某种程度上与他对情报的重视和．．．．．．对战场控制能力的信心相抵触，与战前的‘妙算’相抵触。因为如果某方可以获得突然性，那么另一方也可以获得，这就大大限制了‘妙算’和情报的潜在功效。”２４

当然，孙子的战略主张没有因为忽视或轻视战争的多主体性而变得有多浅薄。例如，“我专而敌分”，“食人一钟，当吾二十钟”，“可胜在敌，不可胜在已”等论断，都表现出相对主义思维的深刻。可是，就总体而言，单边性的框架或信心限制了他的思考深度。用一种或许过于苛刻的说法，《孙子兵法》的运用适合狩猎甚于适合战争指导。狩猎中没有敌对情感，较少不确定性，而且它属于单主体逻辑，即可以通过观察、静候、迂回、逗引、威吓和预设陷阱来对付猎物，并且乐在其中，而一般毋需担心猎物会以类似甚或更高的智慧来算计猎手。

１８２７年以后，克劳塞维茨的思想的一大特征就是非常明确的政治战争观：政治与战争的关系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手段必须服从目的。孙子也意识到政治与战争的密切关联，甚至还充分意识到经济因素的重要性，那是他优于克劳塞维茨的。然而在他那里，政治以及经济因素一般是工具或手段，用以帮助“善战者”获胜。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尽管政治在诸种战略要素中处于优先地位，但它毕竟是个工具，同其他工具一样服从于制胜目的。就政治领导者与军事领导者的关系，孙子的主张是“将听我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２５

并且用较大篇幅反对君王对将领的限制和干预。在他那里，将领是主体，战争胜利是目的，君王则如同客户，是可以选择的对象。而且，“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的主张可以符合军事职业者的利益和旨趣，甚至也许可以假定在他所处的年代不无道理，然而在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和环境当中，这如前所述至少有可能被用作单纯军事观点的辩辞，用作军事考虑压倒政治目的、军事职责规避政治控制的理由，尽管政治领导不应该在规划和指导具体作战方面取代军事领导，不能过多地取消战地指挥官的随机处置权。

将孙子和克劳塞维茨对照，也许最重要的是记住：战争依其本性倾向于暴烈和危险；战争富有不确定性和难预料性；战争应当从属于理性的政治目的。战争也许还有大致同等重要的基本特征有待血与火的现实去展开，有待人类智慧去洞察和总结；然而，首次由克劳塞维茨明确指出和集中强调的这么几点，在２５００年前、１８０年前和当今都是人类社会行为方式之一——战争的基本性质。

                  　　
                  　　 对缺憾的另一种解释
                  　　
                  　　
                 

关于孙子兵法异于克劳塞维茨观念的原因，亨德尔认为在于他俩之间的分析层次差异。然而这种观点遭到钮先钟的否定，后者主张从他俩的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去寻求答案。这些都有道理，但也都很不全面。应当有一种大概至关紧要的补充性解释，那就是《孙子兵法》的著述目的决定了它的很大部分基本面貌。

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是一种最重要的解释。有理由推测，《孙子兵法》可能是一部首先甚或主要旨在打动读者的著作。像约米尼那样 ，２６孙子喜欢用自己的著作打动吴国的君王，以此取得赏识，以此博取仕途。手段服从目的的需要，从其著作的内容来看，它符合写作目的的需要：其文辞与战略主张的优雅，能符合吴国君王的口味；它在信息的获取上表现出的自信、对战争前景暗示的乐观以及对不确定性或“战争迷雾”的忽略，也与此相应，因为没有人会将军事乃至国运委予一个声称没有制胜把握的人；单边框架也许是孙子思想水平的反映，２７

也许是服从上述要求的一种无奈，但它无论如何构成了前面两者的逻辑基础。可以想象，一名远道而来准备以文邀宠、以武立功的才子，不大会有别的做法，虽然这完全不排斥他可以有不少杰出和深刻的思考，可以给后世留下宝贵的思想财富。总而言之，《孙子兵法》颇有可能不像克劳塞维茨写作《战争论》一样是主要为了写给自己看。他在追求真理之外，还有一个或许更重的目的，那就是打动读者。问题不仅仅在于思想水平，也在于性格旨趣。后者决定能不能“像法国法典上讲的那样：讲真理，只讲真理，完全讲真理。”２８

                  　　
                  　　 结束语
                  　　
                  　　
本文的诸项结论已经在开头作了展示。这里要强调的是，它们都源自于本文的视角与方法，即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哲学出发，对孙子的战争观进行比较性的系统理解与批判。如此的视角和方法实际上也可以反过来，那就是对克劳塞维茨进行“孙子式的”批判，以便帮助开辟审视和理解克劳塞维茨的新的思想空间，超出现有的批评而进一步揭示其理论包含的漏洞或缺陷。这同样具有理论思想上的创造性或挑战性要求。

                  　　
                  　　注释：
                  　　 １哈特：《战略论》 （钮先钟译），内蒙古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２Michael Handel, Comparative Study of Suntzi and Clausewitz
                  (Carlisle: U.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1991).
                  　　 ３薛国安：《世界兵学双璧》，西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４钮先钟：《战略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５夏征难：“孙武与克劳塞维茨军事辩证法思想较略”，《中国军事科学》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６寻求战争中的“普遍规律”（或用克劳塞维茨同时代的最大军事理论家之一约米尼的口头禅说，“不变的战略科学原理”），并且由此获得战胜的秘诀，是１７、１８和１９世纪启蒙主义军事理论家们一致的理论企图。克劳塞维茨对于启蒙主义军事理论的批判首先就集中在这种“普遍规律”的可能性与价值上，由此开创了军事思想的另一大传统，它往往被不太恰当地称为德国学派（Germen
                  Movement），以别于启蒙主义军事传统。就此可阅Azar Gat, The Origin of Military
                  Thought: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Clausewitz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Peter Paret, “Clausewitz,” in Peter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86-213.又见时殷弘：《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现代战略十一讲》，团结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三、四章。
                  　　 ７Handel, Comparative Study of Suntzi and Clausewiz,p.3.
                  　　
                  ８关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改写工作完成了多少，学术界存在争论。当代主流学者都认为，真正彻底完成改写的仅是第一部第一章。
                  　　 ９Paret, “Clausewitz,”ｐ．199; Raymond Aron, Clausewitz:
                  Philosopher of Wa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1985), P.57.
                  　　 10David R. Mapel,“Realism and the Ethics of War and
                  Peace,”in Terry Nardin, ed., The Ethics of War and Peace:
                  Riligious and Secular Perspectiv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p.56.
                  　　
                  11用克劳塞维茨本人的话语更全面地说，以下三方面因素限制了战争的绝对本质：第一，人的有限性导致的可能性估算，它取代了绝对；第二，政治目的对于军事手段的限制；第三，暴力冲突中间歇的存在。因此，战争是在绝对与有限这两极之间变动的“变色龙”，其真实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和存在内在矛盾的；战争是激情、理性和偶然性三位一体的结合。克莱塞维茨的众多战略观点都与他关于战争的双重形态（绝对战争与有限战争）观念有很密切的逻辑关系。

                  　　 12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１６３页。
                  　　 131415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２５页、第２３页、第２３页。
                  　　
                  16薛国安就猜想克劳塞维茨是在批判孙子。见其《世界兵学双璧》，第３２１页。然而，这种猜想可能高估了孙子在１９世纪初欧洲的影响力。事实上，克劳塞维茨至少首先是在批判他的理论对立面——启蒙主义军事理论家们的战略哲理。不过，有如下述，无论如何这一批判对孙子也是基本适用的。关于启蒙主义军事理论与克劳塞维茨理论的历史关系，参见前面援引过的Gat,
                  The Origin of Military Thought一书。
                  　　 17春秋孙武：《孙子兵法》，武汉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６页。
                  　　 18时殷弘：《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第８０页。
                  　　 19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１５９页。
                  　　 2021Handel, Comparative Study of Suntzi and Clausewitz,
                  p.24、p.45.
                  　　
                  22关于多主体逻辑，可见著名逻辑学家陈慕泽的相关著作。多主体认知逻辑是９０年代以来西方逻辑学的最新发展，它区别于传统逻辑学的首要特点，是其研究对象限定于多主体的特定逻辑系统。所谓多主体认知，就是一方的认知中包含另一方对它的认知的认知。据说，这门新兴学科发端于这样一个类似于脑筋急转弯的问题：教室中有１０个孩子，其中有Ｍ个孩子脸上有泥巴（Muddy
                  Boy）；老师进教室对他们说：“你们有人脸上有泥巴，知道自己脸上有泥巴的人请举手。”孩子们个个是逻辑学高手，决不依靠互相告知或其他简单方法获取信息，而仅凭逻辑推理得出答案。当老师第Ｎ遍重复这个问题时，Ｍ个脸上有泥巴的孩子同时举手。问Ｍ与Ｎ是何种关系，证明之。此即著名的Muddy
                  Boy Puzzle。
                  　　 23钮先钟：《战略家》，第１４４页。
                  　　 24Handel, Comparative Sudy of Suntzi and Clausewitz, p.44.
                  　　 25孙武：《孙子兵法》，第１页。对于此句的较常见的理解是，将领应当根据君王听取自己意见的程度来决定是否为他效力。
                  　　
                  26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不久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约米尼在西方军事和战略界享有几乎极高的威望。他的书被广为阅读，他本人也因此在军事职务上步步高升。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他的理论和他的人品都遭到相当广泛的尖锐批评，他已被认为是为了发表而写作，非常明确自己的目的是要打动读者，并且为此而非常注意“包装”。“只有打动读者他才能升官出名，才能在官位和名位上坚持下去。”这同克劳塞维茨截然相反。详见John
                  Shy, “Jomini,”in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p.
                  143-185.又见时殷弘：《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第三、四章。
                  　　 27薛国安的研究和其他资料显示，在写作《孙子兵法》时，孙子年方二十八九，且无战争指导的实际经验。
                  　　 28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２３２页。

孙子兵法和战争论的不同在于，一部书是告诉你如何打赢战争的书。一部是研究战争是什么的书。从这点来说，战争论实际是远高于孙子兵法的。

这也应该，2000年时间和哲学的进步以及战争的经验，人总该有一些进步。古老的智慧这种东西是不要迷信的。

没读过战争论。不过就你的这句话来看。既然一本是讲怎么打赢的书，一本是讲什么是战争的书。那么两本书的内容，目的就必然有很大不同，怎么分的出优劣呢？

就好比你拿着一本柯朗的《微积分和数学分析引论》和一本波利亚的《怎样解题》说，因为《微积分和数学分析引论》是高等数学，而《怎样解题》是以初等数学为例将怎么样学习数学。所以《微积分和数学分析引论》写的比《怎样解题》好？

几年前就读过这文章，用克劳塞维茨本人的话来评价此文：在关于军事理论与战史的写作中，总有一些作者喜欢拿一些大多数人都不熟悉的“专业术语”来糊弄人

出自哪一章那一节我就懒得找了，反正《战争论》中是必定存在此句的。

本人之前写过一篇文章来批判此文。

现列举本人的主要观点

作者说：孙子兵法很难让人感觉到战争的暴力本性和其中的血腥、激情、仇恨和恐惧。

可惜的是，《孙子兵法》中描写战争的残酷与暴力性的言辞很多，如下。在此我感觉很困惑，作者难道没读熟《孙子兵法》么……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
　　　　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
　　　　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
　　　　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诸、刿之勇也。
　　　　故曰：明主虑之，良将警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上。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

关于不战而屈人之兵

克劳塞维茨所批判的是1、在每次战役中不是肯定存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法（孙子也没说肯定有，不战而屈人之兵是需要条件的)；2，克劳塞维茨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是战争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这不能说明孙子的错误，在战史上我们不难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例，而且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春秋时代的时代特色，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孙子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善之善者是非常不奇怪的。时代改变了，战争艺术的发展方向也会改变，要知道孙子和克劳塞维茨两者足足差了2300多年！我们能够因为战车不适合后世的战争而嘲笑春秋时代的战车战争吗？克劳塞维茨在他的时代强调数量上的优势，那么也有请作者用现代战争强调精兵与科技优势去嘲笑克劳塞维茨将军吧！

在《战争论》作者也多少流露出一些不战的思想：
　　　　
　　　　 在第一篇第二章：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
　　　　 但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只要估计-下就能衡量出力量的强弱。这时战斗也就不会发生了，力量较弱的一方会立即让步。
　　　　 既然战斗的目的并不始终都是消灭参加战斗的军队，既然不必经过实际的战斗，只要部署了战斗并通过，由此形成的态势，就往往可以达到战斗的目的，那么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整个战争中活动很频繁，而实际的战斗却没有起显著的作用。
　　　　　　 战史中有数以百计的战例可以证明这一点。至于说在这些战例中有多少是采用这种不流血的方法而作对了，也就是说并不自相矛盾，以及因此而赢得的声誉有哪些是经得起批判的，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因为我们只想指出这样的战争过程是可能存在的。
　　　　
　　　　 在第二篇第一章军事艺术的区分：
　　　　 既然行军是战略用来部署战斗(战略的有效要素)的手段，既然在战略上只考虑战斗的结果而不考虑战斗的实际过程，那么，人们在研究中经常见到有人用行军这个手段来替换战斗这个有效要素的情况也就不奇怪了。例如，人们常说决定性的巧妙的行军，指的却是行军所导致的战斗。这种概念的替换是很自然的，表述的简化也是可取的，因此不必加以反对，但这终究只是概念的替换，我们必须记住它原来的意思，否则就会产生错误。
　　　　　　 认为战略行动可以不取决于战术结果，就是这样的错误。有人进行了行军和机动，不经战斗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于是得出结论说，有一种不必通过战斗也能战胜敌人的手段。这种错误的全部严重后果，我们在以后才能指出。
　　　　
　　　　 第三篇战略概论第一章战略:
　　　　 如果派遣一支部队去截断逃跑的敌人的退路，而敌人没有战斗就投降了，那么正是我们派去的这支部队准备进行战斗，才使敌人作出了这个决定。
　　　　　　 如果我军某部占领了敌人一个没有设防的地区，从而剥夺了敌人作为补充用的大批力量，那么，我军所以能够占有这个地区，只是因为我们派去的部队已经使敌人看到:如果他要夺回这个地区，我军就要同他进行战斗。
　　　　　　 在上述两种场合，战斗只是有发生的可能，就已经产生了效果，因而这种可能性就成为实际的东西。假定在这两种场合敌人以优势兵力抗击我军，迫使我军不经过战斗就放弃自己的目的，那么，纵然我们没有达到目的，但我们原定在这里进行的战斗，仍然不是没有效果的，因为它把敌人的兵力吸引来了。即使整个行动是失利的，我们也不能说这个部署，这个可能发生的战斗是没有效果的，只是它的效果同一次失利的战斗的效果相似而已。
　　　　　　 由此可见，消灭敌人军队和打垮敌人，只有通过战斗的效果才能实现，不管战斗已实际进行，或者仅仅是作了部署而敌人并未应战。

关于偶然性

克劳塞维茨应该是夸大了战争中的偶然性的作用，这点曾受到恩格斯的批评

好干涩的一篇文章

孙子的战争观是战争胜利观，用俺们现在的话讲，如何打赢战争。拿克的理论简单对孙子进行批评，是关公战秦琼。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这句话最能体现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用意。孙子所处的年代，是群雄并起的年代，故“必以全争天下”，“兵不顿而利可全”，不仅仅是战争的要求，而是现实生存的要求。

最能体现他的战例莫过于吴越争霸及孙膑的围魏就赵。

简直无聊，你知道什么是理论和现实吗？就只会说，站着说话不腰疼，。

顶你！！

现在就是有那么多的所谓社会精英，也就是受过西方教育的所谓“人才”。他们读过《诗经》《大学》没有？他们根本就不懂中国文化却发表文章对我们的文化国大放厥词，真是无耻！国家的崛起在于尊重自己的传统，抛弃传统的国家何谈复兴？那已经与被同化无异了。

看看这篇文章：看谁在作贱《孙子兵法》

人民大学黄朴民教授写的，我一直很佩服这位教授。市面上的很多书，别当真，骗钱的

链接如下：http://bbshistory.news.ifeng.com/viewthread.php?tid=3131

1.此文以“批判”为主题词似乎不妥当。因为2000多年前的《孙子兵法》是当时时代的军事理论最高峰，而克氏的《战争论》是180年（左右）前时代的军事理论。拿后来的“批判”以前的这不公平。

2.《孙子兵法》和《战争论》各自有侧重，拿《战争论》的观点“批判”《孙子兵法》没有涉及的观点这亦不公平。

3.此文的实质是讨论《孙子兵法》的片面性，从发展的眼光补充《孙子兵法》缺少的东西，只要改标题为...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观点补充《孙子兵法》缺少的东西......讨论应该肯定是有益的，因为孙子兵法提出在2000多年前，是冷兵器时代的理论，受当时时代信息限制肯定有片面性，历史进行到今天，原来的理论应该讨论补充。

我没读过《战争论》本不该发言。

但我不明白版主你标题的“批判”从何说起？是《孙子兵法》误国误民了还是它玷污了你的思想？